這樣一個稅種，為何能夠一直得以延續(xù)，最主要的一個原因，就是計算稅收簡便易行，只要任何一個統(tǒng)治階級控制了戶籍，便可以輕而易舉的按照戶籍收取人口稅，不管是從計算方式，甚至是征收渠道上，都很簡單，而成為流民或是亡戶，對于普通民眾來說，代價是十分高昂的，不到萬不得已，普通百姓是不會做這樣的舉動，因此人口稅便成為了歷朝歷代的一個重要的斂財手段。

        華夏統(tǒng)治階級對于民眾的剝削，或者說普通百姓的對于這些制度的忍耐程度，基本上來說都是很高的，就像是后世一再調高對于通脹的寬容度，然而對于普通民眾在銀行的存款利率卻遲遲并不隨著通脹進行調整，或者遠低于通脹的程度，從某個方面來說，這種負利率運作就是額外的一種全民的隱形性質的人頭稅。

        為何現(xiàn)代社會大都取消了明面上的人頭稅，因為這種稅收雖然效率高，但是最不公平。從經(jīng)濟學上來說，人頭稅的征收，只能使貧富差距加大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其實不僅僅是在漢代，甚至一直到后世的現(xiàn)代社會，關于稅收方面，也就是從明面上的不公平，轉換成為了隱形的不公平罷了，從明面上的口賦，變成了其他名目的稅收，比如個人的……

        舉一個簡單的例子，商品課稅一般采用比例稅率，直觀地看，對一般消費品課稅，消費數(shù)量大者稅負亦大，消費數(shù)量少者稅負亦少，這似乎符合公平課稅的原則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，進一步分析，個人消費品的數(shù)量多寡與個人收入并不是成比例的。個人收入高于他人數(shù)倍、數(shù)十倍、甚至數(shù)百倍的個人，其消費品支出絕不可能比他人多數(shù)倍、數(shù)十倍、數(shù)百倍。

        在這種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情況下，商品課稅就具有累退性，收入愈少，消費性開支占其收入的比重愈大，稅負就相對愈重，導致事實上的稅負不公。

        其次，對全部消費品都課稅時，由于需求彈性大小不同，課稅所引起的提價速度也不同，往往是生活必需品最快，日用品次之，奢侈品最慢。因此，商品課稅的稅負將更多地落在廣大低收入者的身上。

        再次，任何國家的富有階級和階層的人數(shù)總是少數(shù)，相對貧窮的階級和階層總是多數(shù)。就總體而言，商品課稅的稅負必然主要由居多數(shù)的相對貧窮的階級和階層負擔。

        規(guī)則，永遠是制定者得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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