韋端一直表示說這是種劼的功勞，自然也有些居心不良。

        一則無非是禍水東引，既然是種劼提出來的，那么惡人自然是種劼來做，若是有人因此怨恨不能得到庇護(hù)，那么就是種劼的過錯。

        另外一個方面則是確實如種劼所言，種劼他個人的資望確實不高，所以即便是得到了這個十惡之名，也不見得其名望會有多少的提升，更何況難免時流的言語攻訐，是好事是壞事還不確定。

        種君出身名門，品格自具，又能恬淡自守。單單這幾樁，已經(jīng)超過在朝具位庸臣良多，實不必過謙。韋端笑了笑，然后話鋒一轉(zhuǎn)，如今還有一惑，這「有罪先請」之律，不知種君可有指教？

        有罪先請，是出自《寬吏罪詔》，其中表曰：吏不滿六百石，下至墨緩長、相，有罪先請。男子八十以上，十歲以下，及婦人從坐者，自非不道、詔所名捕，皆不得系。當(dāng)驗問者即就驗。女徒雇山歸家。

        既然種劼提出了十惡論，若是韋端繼續(xù)唯唯諾諾，不敢正面棘手問題，那么就會顯得韋端在重大問題上沒有擔(dān)當(dāng)?shù)挠職?，那么參律院的未來走向，有可能就會因此而受到影響，所以韋端見種劼已經(jīng)開了這個頭，自然也就豁出去，一舉把最為重要的問題拋出來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在某種程度上來說，漢代的律法已經(jīng)基本上從法家轉(zhuǎn)成了儒家。

        所謂親親相護(hù)、有罪先請，乃至于春秋決獄等等，都是儒家的律法。甚至因此影響到了后世，拿著一本經(jīng)文登堂宣判的，并不是只有后世的色目人才干的事情。

        儒家子弟當(dāng)官，一手拿著經(jīng)文，一手拿著節(jié)仗，經(jīng)文怎么解釋他說了算，如何判決也是他說了算，起初還能維持本心，但是大多數(shù)人都難敵貪欲，最終越混越不成樣子。

        最開始提出以儒家代替法家的律法的，便是董仲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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